二十八、景熙承平：內固根基與外拓新局
景熙三年，南夏國勢如日中天。新帝慕容瑾承永曜之余烈，內修政理，外拓邦交，將“景熙新政”穩步推進。然而，盛世之下，潛流暗涌。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是財富與繁榮，亦伴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挑戰。慕容瑾深知，守成之君更需開拓之志與明察之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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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經濟過熱與產業轉型之困
隨著海貿規模空前擴大，東南沿海地區積累了巨額財富，但也出現了“脫實向虛”的苗頭。大量資本涌入航運、票據投機與奢侈品貿易，而關乎國本的農業、基礎手工業以及初生的科技工業，卻因利潤相對微薄而面臨資本流失、后繼乏力的風險。蘇州、杭州等地絲織工坊雖大，但其核心技術改進緩慢，開始面臨海外（如新興的東南亞織造業）的競爭壓力。
一日，戶部呈上奏報，指出：“東南諸省，銀錢充沛，然多用于市舶投機、地產購置，乃至‘以錢生錢’之空轉。泉、廣等地，一船之利可達萬金，而一改進之新式織機，卻乏人問津。長此以往，恐根基動搖。”
景熙帝覽奏，召見新任戶部尚書（原蘇廉已致仕）及南夏科學院院正，詢以對策。院正直言：“陛下，此乃‘產業失衡’之兆。海貿雖利厚，終是無根之木，若無堅實之農工與科技為本，繁華必不能久。昔年永曜先帝設立科學院，意在夯實根基。今當以政策引導資本，回流實業。”
景熙帝深然之，遂頒布《勸工促產令》：
其一，設立“產業引導基金”，由戶部與票號總司共同出資，對投資于農業技術改良、新型工坊、軍工制造、航海儀器研發等領域的民間資本，給予低息貸款乃至部分貼息。
其二，對專注于基礎生產與技術革新的工坊，給予階段性稅收減免，其產品若達“優等”標準，可由市舶司優先采購或推薦外銷。
其三，嚴控市舶交易中的過度投機行為，對短期倒賣船引、囤積居奇者課以重稅。
此令一出，雖初期引起部分海貿巨商不滿，但長遠來看，有效引導了社會資源流向，為南夏的產業升級與科技轉化奠定了基礎。一批專注于機械、冶金、化工的“新工坊”開始涌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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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球化下的文化沖突與融合
海貿往來，人員流動頻繁，外來文化與思想如潮水般涌入南夏。廣州、泉州等口岸城市，異域宗教寺廟林立，番商攜家帶口定居者眾，其生活方式、價值觀念與南夏傳統難免齟齬。同時，南夏的儒學、律法、科舉制度亦隨著商船與使節傳播至海外，在東南亞部分地區甚至引發了當地精英階層的效仿與討論。
景熙三年秋，禮部上報：有番商聚居區，因風俗迥異，與本地居民屢生摩擦；亦有海外僧侶傳播教義，其內容與南夏主流價值觀有所抵觸，引發士人議論。更有甚者，南夏輸出之書籍、思想，在部分海外邦國被統治者視為“動搖國本”之物，加以限制。
面對這一“雙向”文化沖擊，景熙帝并未簡單采取禁絕或放任之策。他采納了禮部侍郎，同時也是精通數門外語的青年官員柳文淵（翰林學士柳明遠之子）的建議：
一、于各主要通商口岸設立“番坊管理司”與“文化交流署”。番坊管理司負責協調番商與本地社區關系，依《南夏律》為基礎，兼顧番人習俗處理糾紛，要求番商遵守南夏基本法度。文化交流署則組織翻譯海外經典，同時系統地向海外譯介南夏典籍，旨在促進相互理解，而非單向灌輸。
二、在京師大學堂及廣州、泉州等地官學中，增設“萬國風物”、“海外語言”等選修科目，鼓勵士子了解外部世界，培養具備全球視野的人才。
三、在外交文書中，明確“和而不同”的原則。南夏愿與諸國分享文明成果，亦尊重各國文化傳統，不強行推廣自身制度，但求通商互利，文化交流以自愿、平等為基。
此策既維護了南夏文化主體性與社會穩定，又以開放姿態促進了文明互鑒，使得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交往更為健康、持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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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海權延伸與遠洋護航挑戰
南夏商船航跡已遠至東非乃至更西之地，海軍護航壓力日增。舊有以近海防御和有限遠洋護航為主的海軍體系，漸感力不從心。且西方（注：此處指故事背景中設定的、類似歷史上大航海時代初期的西方勢力）一些新興海上力量開始出現在印度洋海域，其船堅炮利，行事風格強硬，雖未與南夏直接沖突，卻已帶來潛在威脅。
兵部尚書上書直言：“陛下，今我商船遍及四海，然海軍戰船續航、火力，于遠洋仍顯不足。西洋諸國艦船，多有巨炮，航速亦快。若于萬里之外發生爭端，我水師恐難及時應對，有損國威商利。”
景熙帝深知制海權之于全球化命脈的重要性，毅然決定推動海軍戰略轉型：
一、 組建“遠洋水師”。撥付專款，于泉州、廣州設立大型海軍船廠，借鑒西洋船只優點，并結合南夏自身造船技術，設計建造擁有多層甲板、配備重型火炮、適于長期遠洋航行的新型戰列艦與快速巡洋艦。
二、 建立海外補給與情報網絡。在已通商的東南亞、南亞、東非重要港口，以租借或合作形式，建立南夏海軍專用的補給站、修船所。同時，廣泛招募熟悉海外情勢的通譯、向導，建立軍事情報網，及時掌握各大洋域的動態。
三、 明確“合作與威懾”并舉的原則。繼續與友好國家維護海上同盟，共同打擊海盜。對于新興的、態度不明的西方海上力量，則通過外交渠道接觸，展示南夏海軍的存在與實力，傳遞“和平通商可歡迎，挑釁滋事必反擊”的明確信號。
這一系列舉措，標志著南夏海軍從“沿岸防衛”正式走向“深藍遠洋”，為全球貿易線路的安全提供了更為堅實的武力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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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太子啟蒙與盛世傳承
景熙帝忙于國務之際，亦未忘繼承人之培養。皇子慕容彥時年六歲，聰穎好學。景熙帝親自為其遴選師友，不僅包括當世大儒講授經史，更特意安排了科學院博士講解格物之學，甚至讓精通海貿的官員、曾隨船遠航的商人，以故事形式，向皇子講述海外風土人情與世界大勢。
一日，慕容彥問：“父皇，為何我們要造那么大、裝那么多炮的戰船？太師說，王者應以德服人。”
景熙帝攜子至殿外，遙指東南方，溫言道：“彥兒，德政是根基，如同大樹之根，深扎于土。但若沒有強壯的枝干（指軍力）和繁茂的葉片（指商貿、文化），如何能為樹下之人（指百姓）遮風擋雨？遠方若有豺狼窺視，僅憑仁德之言，可能使其退卻？強大的水師，是為了保護我南夏商旅的平安，確保我南夏與萬國交往時，其‘德’能被傾聽，其‘利’能被尊重。德與力，如鳥之雙翼，缺一不可。”
慕容彥似懂非懂，卻將此言牢記心中。景熙帝此舉，意在培養一位不僅熟諳傳統治國之道，更能理解全球化時代復雜性的接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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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景熙四年的太廟展望
景熙四年春，景熙帝循例于太廟祭祀。相較于永曜七年那場宣告功績的“告功之誓”，此次祭祀，景熙帝的禱文更側重于反思、前瞻與凝聚共識。
他在列祖列宗神位前，坦然陳述了當前面臨的產業失衡、文化碰撞、海權挑戰等新問題，并闡述了已推行及將要推行的應對之策。他言道：“……孫臣慕容瑾，不敢忘創業之維艱，守成之不易。今承平之世，尤需惕厲。內則固本培元，引導資本歸于實業，鼓勵科技開創未來；外則敦睦邦交，以我之文化融匯萬邦，以我之武備保障通衢。愿列祖列宗庇佑，使南夏不僅享全球化之紅利，更能駕馭全球化之風浪，根基永固，枝葉長青……”
祭祀畢，景熙帝宣布大赦天下，并再次減免部分賦稅，尤其向受產業調整影響的地區及堅持技術革新的工坊傾斜資源。
通過這次太廟祭祀，景熙帝成功地向朝野內外傳達了一個明確信息：景熙時代，是一個在繼承中勇于變革、在繁榮中不忘憂患、致力于讓南夏盛世在全球化浪潮中行穩致遠的時代。
太上皇帝慕容曜于后宮聞之，欣慰地對左右言：“瑾兒已深得為君之要。守成非守舊，開拓需根基。南夏之舟，航向更深闊的海洋，他掌舵，朕無憂矣。”
景熙年間，南夏這艘巨輪，在慕容瑾的駕馭下，開始調整風帆，加固船體，以更加穩健、自信的姿態，駛向充滿機遇與挑戰的未知深海。